提要：宁调元在王船山《黄书》《永历实录》《南窗漫记》以及《说文广义》等著作的学术思想影响和启发下，先后完成了《仇满横议》《碧血痕》《说文广义正》《广说文广义》《<庄子>补释》《读<说文>札记》《读<汉书>札记》等著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和古文字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宁调元（1883－1913）

宁调元（1883－1913），字光甲，号仙霞、大一，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族民主革命家，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受王船山学术思想和西方近代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宁调元立志反清，先后加入华兴会和同盟会，并参与创建以反清革命为主旨的文学社团——南社，积极开展反清革命宣传活动，为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创建中华民国做出了重要贡献。1913年，他积极协助孙中山、黄兴策划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的“二次革命”，并为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成为“南社的光荣和旗帜”。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宁调元受王船山学术思想的影响与启发的课题研究尚属空白，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特作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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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黄书》到《仇满横议》

1903年9月，肄业于渌江书院的宁调元考入长沙明德学堂师范速成班，期间受到黄兴、周震鳞、张继、胡元倓等人反清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华兴会并积极参与组织长沙起义。在华兴会的活动中，宁调元先后结识了两个对于他后来革命工作有重要影响的同志：一为“喜谈顾亭林、黄黎洲、王船山三先生之学说”的陈天华，一为“喜读先儒王船山遗著”的禹之谟。在他们的影响下，宁调元开始阅读王船山著作，对于《黄书》印象尤为深刻，认为“王船山之《黄书》，皆言之沉痛，思之泪垂”。《黄书》是王船山1665年在永历政权中抗清失败后退伏乡居、潜心所作的政论著作，其中对远古炎黄部落联盟的首领黄帝“树屏中区，闲摈殊类”的事功和品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表达了王船山想凝聚并且充分发挥汉民族的美德，以实现黄帝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强烈愿望。章太炎曾指出：“康氏（有为）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其中充分肯定了《黄书》所蕴含的极为丰富的民族主义思想。通过阅读《黄书》，宁调元从中受到了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与启发，增强了对民族革命的思想的认识。这从他赠好友傅尃的一首诗中清晰地反映出来：

我有一言君莫嗤，宜秘勿令余子知。诗坛请自今日始，大建革命军之旗。

1905年7月，宁调元由长沙经正学堂推荐保送，赴日本公费留学。留学期间，他又参加了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同盟会。1906年初，宁调元奉孙中山、黄兴之命返回长沙，与周震鳞等组织同盟会湘省分会。5月23日，宁调元与禹之谟、陈家鼎、覃振等人不顾清政府湘省当局的阻挠，组织长沙各校学生近万人在岳麓山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毛泽东曾高度评价此事，称其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但湘省当局对此却恨之入骨，密谋查拿究办组织此事的首要之人。胡元倓闻讯后即劝宁调元离湘赴沪躲避。抵达上海后，宁调元寄居租界，与陈家鼎、傅尃等人创办《洞庭波》杂志。受王船山《黄书》的影响，宁调元在《洞庭波》第1期的封面上摒弃清朝纪年，采用黄帝纪年：“中国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四年”，并以“屈魂”为笔名在其中发表长文《仇满横议》，大力宣传反清革命。

《洞庭波》第1期

（一）揭露清政府统治者的丑恶历史。宁调元指出：“满胡之起，非强大也。区区建州，不及我昆仑山下之一池也。游牧之众，不足饱吾民之一餐也。以言种族，则西伯利亚之通古斯族也。东胡也，鲜卑也，靺鞨也，契丹也，女真也……历代犯顺之仇雠也。夫岂足以语于伏羲、神农，黄帝之胄哉?以言世德，则同姓通奸，妻孥共欢，父子而聚麀不丑，叔嫂而并头互咏。多尔衮，胡族中之代表也。娶太后福临之母以为妻，逼死豪格即肃亲王，纳其妃以为妾。福临，玄烨，胡族中之圣君也。一以小怨废太后，一信谗言废太子。皇太极夺立也，胤禛亦夺立也。胤禛事知之者多，兹不述。允礽、允禔并帷薄不修，以淫乱著。同根相煎于室中，王孙被啄于飞燕。女主兴而傀儡登场，阉权振而大叔柄国。狗彘之所不食，人类之所共羞。又何尝梦见我文、武、周公、孔、孟之遗教哉?若之何文野悬殊，众寡势异，一朝啸集，乘隙而入，窃我神器，握我主权，占据我土地，侵夺我财产，奴隶我子女，宰割我人民，变易我服制，败坏我纲常，监督我语言，束缚我思想，吸收我膏血，掩蔽我耳目，薙我之发，坏我之俗，食我之肉，寝我之皮。”

（二）历数清政府统治者的昭著罪状。宁调元指出，满清统治者“入关以来，不务德而勤远略，恃金戈而销民气，其手段之毒、政策之险，即人有千手，手有千指，不能指其一端；面有千口，口有千舌，不能名其一处。”并对其主要罪状揭露如下：

一是文字之狱。“有如福临尸位，至于乾、嘉，史祸代兴，诗狱接踵。”在列举了有清以来的庄廷鑨、戴名世、汪景祺、查嗣庭、陆生楠、徐骏、曾静、刘震宇、胡中藻、蔡显、徐述夔、沈归愚、周华、谢济世等人因文字狱而惨遭杀害或贬黜等著名案例之后，宁调元还指出：“迩来章（太炎）、邹（容）入狱，封报（《苏报》）馆，禁新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煽其潮流，尚未有已。”

二是聚敛之重。“在满胡，对于我固绝无收税之资格；在我，对于满胡更不负纳税之义务……况夫正供之外，创围捐、设膏捐、屠捐、抽灯捐、房捐矣。盐有税，蚕桑有税，烟酒又有税矣……东办一学，仍集资于民间。西练一兵，复敛款于各省。五毒出洋之费也，各省彩票之设也，东三省京饷之接济也，数十万焉！数百万焉！数万万焉！”与此同时，对于清朝统治者肆意挥霍巧取豪夺而来的民脂民膏，宁调元也加以揭露：“今日以二百万卖命钱赔补于颐和园，明日以数百万恩仇血涂抹于武英殿。梨园一曲以数十万，内廷一宴以数百万。或看烟火于南海，或纵淫乐于圆明园。吉地工程，即制四雕龙柱，亦费五十余万。便辟使令，买笑市恩，辄糜数十万。写真（即画像——引者）以赛会也，绘资一万二千，供给绘者约十余万，往返运费又十余万……”

三是权利之失。满清统治者入关以来，“分裂山河，放弃主权，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对于内，则持极端的监禁主义；对于外，则持唯一的布施政策。姑无论其琉球、缅甸、安南、朝鲜之藩服尽失也，黑龙江、乌苏里江、伊犁之版图频弃也，而谅山之战争、白河之结果、香港之丧失、台湾之让与、天津之条约、旅顺亡而胶州继之，威海卫去而广州随之。非与英人订长江之不让与他国之约，则徇法人、日人利益均沾之请。沿海无军港，内地尽商轮，航权断送，不可复得。矿政无望，何日可收？试一翻中国铁道图，观各国所占有之线，人非木石，必更有舌挢而不能下者。”

四是吏治之劣。有清一代，“黑暗仕途，无殊阴府，腐败官场，非复人间。一切怪现象，古往今来，凡所应有，无所不有。积缯帛夫官库之门，纳苞苴夫夤缘之径。戾气薰于天上，冤霜坠于九渊。循请托为习惯，认势利为天经。整顿吏治，徒托子虚先生；扫除积弊，付诸乌有公子。捐输载道，积痞盈庭。吸鸦片者十之三，中疲癃残疾者又十之三。其余则崇善也，之无难识，而高踞要津；李莲英也，佞幸之徒，而阴司进退；张之洞之昏谬，丁振铎之颟顸，同当要冲；升允之恶劣，恩寿之贪污，同任封疆。学部设，而阻碍偏多；商部设，而剥削备至。盖兴学、卫商有其名，而满酋多营一巢穴其实也。推之警部也，除捕拿革命无他事；刑部也，以罗织罪状为天职。尚书联俄，侍郎亲日，昨也日蹙国百里，今也日赔款万千，行尸走肉，将就为能，则外部可不设也。红顶花翎，牛头马面，政以贿成，官作铜臭，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则吏部可以不设也。道府州县……督抚藩臬，卑劣贪横，天怒人怨，谁尸其咎?伪政府是也……现又纷纷倡改官制，尤徒乱乃公意，益之害耳。”

（三）揭露中国沦为奴国的历史事实。宁调元指出，清军入关后，汉家河山，已成满清天下，汉人父老皆成满奴，并从政界、学界、军界和工商界四个方面揭示它们都已坠入奴界的事实:

对于政界，宁调元指出：“中国之政界，不名誉之政界也。被发左衽，屈膝事仇，在汉人视之，则为贼；在满人视之，则为奴。非志趣卑劣者不入政界，非天良澌灭者亦不入政界。”通过对各级满汉官吏进行统计和比较，宁调元揭露了汉官遭遇种种不平等的事实：“各部堂官也，以满人总其成，而汉人仰其息。各缺大学士也，以满人为领袖，而汉人则傀儡。

小之如京以内巡警六厅也，而满人由独据之。大之如京外总督八缺也，而满人半有之”。“员外、中书、郎中等缺，（满人）亦四、五倍于汉人。俄然则外放，俄然则内升，俄然则府道，俄然则督抚。汉家奴非特梦不见此，亦辄不敢有是希望也”。“肥缺也，则满人据之”，“优缺也，而满人据之”。

对于学界，宁调元认为：有清以来，“其一策则牢笼我学界也。建翰林馆为插流之所，设大小考为救饥之策，困我以博学鸿词科，囚我以国史馆，饵我以经济特科，诱我以东西洋留学生殿试。”“其一策则利用我学界也。假孔子以役使我，饰道德以迎合我。一二士大夫与虏相接，久之又久，几忘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以为夷狄可君也，则君之；盗贼可君也，则君之；妇女可君也，则君之。”“其一策则虐待我学界也。文字之狱，前后凡数十起……株连诸生近百余人。取缔之颁，约束留学生一万余人。法政警察，不能民立；兵式体操，不可私习。集会无自由之权，结社为禁令所碍。”

对于军界，宁调元指出：“中国人甘处卑下，但知为满胡尽义务，而不知与满胡争权利……三藩之平也，以汉人杀汉人。台湾之平，洪杨之役也，以汉人杀汉人。朱一贵之扑灭，广西之战争，现今鄂、赣、江、浙等处会党之剿平也，又以汉人杀汉人。且也谅山之战，鸦片之役，甲午、庚子之败，则又非特为满胡杀外人，更有助外人以杀汉人者焉……满、蒙、汉军，计二十四旗，汉人必不可有一人任都统……义务云何？杀同胞焉耳，媚异种焉耳。权利云何？不平等焉耳，备差遣焉耳。”

对于工商界，宁调元指出：“中国者，以卖国为商，制奴为工……南洋各埠派一领事，不护商而反病商，悉索重也。内地志士发明一新艺，应专利而不许专利，报效少也。开一矿产，筑一铁道，商办也，必官督之。创一轮船，设一电报，余利也，必尽提之。”

最后，宁调元强调：“国者，积政界、学界、军界、工商界及其他而成者也。政界、学界、军界、工商界奴矣，国焉不奴?国奴矣，谁其不奴?”

（四）阐述排满革命的理由和策略。在揭露满清统治者的丑恶历史、历数清政府统治的暴政、揭示汉人已成满奴的基础上，宁调元阐述了排满革命的三大理由即“非排满决不足以立宪、非排满决不足以救亡、非排满决不足以存汉”，并提出了排满革命策略和手段：“翦其羽翼”和“捣其巢穴”。

所谓“翦其羽翼”，一是“歼满酋”，即“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渠魁既歼，余子碌碌，望风先溃，可立而待”；二是“除汉奸”，即“凡可以为异族用，即可以为吾同族仇。可以为吾同族仇，即当以待异族之法待之”；三是“排虏官”，即“大之尚书、督抚，小之八品、九品，沾沾于微利，孳孳于寸禄，无事则侦探我，有事则仇敌我……故对付之法不毒，则臭奴不绝迹，臭奴不绝迹，则满奴不入枯鱼之肆”。

所谓“捣其巢穴”就是直捣清政府的巢穴北京。“北京者，满胡所窃据以号令天下者也。一旦有事，盖必争之地。是以女真得之则盛，胡元盗之则强，朱明失之则亡，洪、杨置之则败……吾辈不欲直抵黄龙府痛饮一杯则已，否则旁敲侧击，舍覆北京，必不足以制其死命也。”

（五）驳斥改良派反对排满革命的谬论。同盟会成立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主张，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害怕革命，反对排满革命，提出“革命反以得专制”“革命可以招（列强）瓜分”的主张。对此，宁调元给予坚决的批驳。他指出：改良派所谓“革命反以得专制”论，“貌似注意政治问题，而轻种族问题，其实则以轻种族问题而并轻政治问题也。不知主张政治革命者，系反对政府，充其分不过戴异族君主为之立宪而已。主张种族问题者，系扑灭政府，一目的达，则二者得兼。”而改良派所谓“革命将召瓜分”论，则“必有惧瓜分而惧暴动，惧暴动而至于释满不排者……夫岂知革命军之起，召瓜分与不召瓜分，皆各个好自为之。若预为之假定，则是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者也。”与此同时，为了坚定汉族同胞排满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宁调元大力宣传历史上汉族反对异族的事迹：“秦始皇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汉武帝平西南诸夷，诸葛亮操纵孟获，谢安石谈笑却敌，唐太宗为天可汗，明太祖恢复中原，皆尚有男儿气，不至尽坠我大汉之雄风。吾愿我同胞学之。”

（六）指出排满革命的依靠力量。宁调元不仅坚决主张排满革命，而且还看到了排满革命的力量，并对排满革命的成功充满信心：“以近世而计，尚人怀破虏之心，户有挞秦之志。一二强汉，不满于爱新觉罗者，义旗纷举，时有所闻……外此，如哥老会也，三合会也，致公堂也，安庆道友会也，黄汉会也，双刀会也，大刀会、小刀会也，则丛林伏莽，所在皆是。其手段虽各殊，其目的对于满清政府则协同一致。盖若辈之思想，近更进步。将来任急先锋以启革命之机者，必非他人也。”

在文章的最后，宁调元号召人们奋起排满：“诸君欲破坏乎，固破坏也，不欲破坏，亦破坏也。与其以破坏之事俟之他人，如黄河一决千里，不可收拾，毋宁以破坏之责负之于我，则尚有建设，有结果也。如更有疑吾说者乎，则请观二百六十年满胡之虐政。二百六十年满胡之虐政不之信也，则请观吾祖先之彝训。祖先之彝训不之信也，则曷观吾民族现象之若何。”并大声疾呼：“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

《洞庭波》在日本出版后，迅速运回国内发行。由于《洞庭波》“专鼓吹种族革命，议论精辟，文词清健，海内外的同志争相购阅。”一时间，《洞庭波》“散布各省，流入醴陵、萍、浏等县尤夥，粗解文字者，莫不以先睹为快。豆棚瓜架，引为谈资，数百里风气为之顿变，虽穷乡僻壤之氓，咸了然于革命之不可一日缓矣。”而宁调元发表于《洞庭波》杂志上的《仇满横议》不仅汲取了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而且结合史实与现实，无情地揭露了清政府统治者的腐朽无能，尖锐地批判了改良派反对排满革命的谬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暴动”为“急进的破坏方法”的主张，因而成为当时反满思潮的代表之作，在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对于反清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未完）

发布于：湖南省